陪审团拒绝起诉涉事警察:黑人普鲁德死后,且看美式民主如何“按闹分配”
2021年02月25日 91 次浏览2月24日凌晨,纽约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关于黑人丹尼尔·普鲁德(Daniel Prude)之死一案,不会起诉任何涉事警察。此事迅速引起轰动,全美各地陷入新一轮种族暴动。
去年3月,患有精神疾病的41岁的普鲁德去纽约罗切斯特看望哥哥,疾病突发。家属报警求助。警察把他按倒,膝盖压背,头被套上防吐口罩,死死按住。普鲁德很快窒息,送医急救时已脑死亡,一周后去世。纽约警方长期对外宣称,普鲁德死于吸毒过量。直到9月,警察局迫于律师压力放出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极广,纽约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9月8日,7名涉事警察被停职,罗切斯特警察局局长被开除。为此, 纽约州还专门成立大陪审团审理此案。
然而,审理结果却是“拒绝起诉”。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詹姆斯女士十分惊讶: “刑事司法系统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让执法人员对无理杀害手无寸铁的非裔美国人负责。”
2020年6月底,佛洛依德之死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文化上的反攻倒算远未平息,新一轮暴动再此搅乱了美国社会。新冠疫情之下,大量平民失业,怒火亟待释放。不过,我的看法是不变的:暴乱再严重,白人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生怕被逼站队、表态,也不会让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
警察被起诉,哪怕被判罪,也只是稍微平息一点民愤。但暴力示威——无论是极左翼还是极右翼组织的,最终一定是以美国警察的镇压收场。
美国从来不是一个“按闹分配”的国家。这不是表扬。中国之所以会按闹分配,出发点至少是对底层民众的宽慰、怜悯和关心。美国则不然,底层就是底层,死就死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的美国社会中,闹只会招来捕食者、压迫者的强烈报复,被消灭的日子反而会提前。
要想掀起美国社会的剧变,最终要靠美国白人的奋起一击,然后集体右转。种族问题只是“决胜一击”的导火索之一。
问题的症结在于,黑人的社会地位不是靠自身发动社会革命,自下而上摧毁剥削、消灭殖民文化而争取的,而是白人赋予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直接目的是对南方奴隶主势力釜底抽薪,黑人解放只是附属品。何况南北战争后,主张蓄奴的南方在文化和社会上取胜,导致“黑人除了不是奴隶,什么都没有”。等到时代的主要矛盾从动荡变为发展,从乱世变为治世,黑人解放的欠账就越不可能补回,黑白之间的不对等就会越拉越大。
然而,欠的账必须补回,不然没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70年代以来,黑人暴乱愈发频繁的原因之一。不过,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原因是美国黑人虽然无比愤怒,手握枪杆,却是带着镣铐跳舞,在美国国家机器的框架内、安排下、容忍中闹腾。
美国不怕百姓持枪,怕的是出现革命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富有魅力、组织力的领导人。原因不难理解:
马丁·路德·金的温和派也好,黑豹党等主张暴力夺权者也罢,都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马丁·路德·金一声令下,参加集会的黑人就西装革履,和平抗议,“向华盛顿进军”,诸多白人也声援支持;黑豹党的扮相也很一致,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组织学习马列毛思想和斗争手段。
在马丁的带领下,黑人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超乎美国白人政治精英的想象;在黑豹党带领下,结合冷战的背景(包括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的两次公开支持),黑人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而且相当一部分黑人的思想被启迪,看透了种族问题的核心是阶级矛盾,直接危及美国资本主义体制。
没有精英革命领袖的带领,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黑人就算进军到华盛顿,迎接他们的只能是美军的坦克、机枪和刺刀,正如针对一战白人老兵的“星期四大屠杀”。
因此,70年代,大量美国民权运动家、反种族隔离人士、反战抗议者遭到FBI的全面监控,被认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甚至被暗杀。
马丁·路德·金成为FBI的“特别行动目标”,目的是“消除其作为民权活动家的威胁”,司法部长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直接下令窃听其电话,专属机密档案多达17000页。解密的FBI内部备忘录称,马丁一度被认为是 “整个国家最危险和最有成效的黑人领袖”,为此不惜搜集其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情报,但未能成功。即便如此,FBI 还是在局长胡佛的指示下挖出或捏造了大量负面信息(包括婚外情),试图逼其自杀也未果。1968年4月4日,马丁遇刺,凶手被捕后供述,刺杀行动是与政府特工一同策划。
黑豹党伊利诺伊分部副主席弗雷德·汉普顿,被特工下药后不受控制地手舞足蹈。1969年12月4日,FBI 顺水推舟以“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他黑豹党负责人也是如此。
戕害革命领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招安,软化并消磨其革命思想,使其再次把自身解放的愿望寄托在选票上,成为民主党的铁票仓。1964年,民主党的肯尼迪签署了民权法案,卡特任内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1992年,克林顿维持了平权法案并将其加强,克林顿也由此得到黑人族群的大力支持。
另一面,1964年大选败给约翰逊后,共和党的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精神人物——“保守派先生”。年轻一代的美国保守派得以崛起,共和党就此抛弃了东海岸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拥抱中部和南部的保守派,实现了美国政治版图大变革,至今囊括着对民权运动不满的南方白人。
可见,在美国,没有任何参选者、政党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住政治地位才是要紧事。这就出现了美国政党愈发靠巩固铁票仓,立场越发极端的情形。基于政治生命的急功近利,又让美国政客不愿出让自身社会基础成就大局,政党利益与社会利益分道扬镳。
等到黑人民运领袖死的差不多,黑人运动的规模、组织和领导程度,均达不到与六七十年代相匹敌的程度。这便成为了美国统治阶级所期望的“新常态”。不会动摇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黑人骚乱,都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便能周期性地释放社会压力。
看到了吧。一面招安多数,一面棒打领头,美国统治阶级让黑人的斗争失去了方向,暴力活动就从争取权利的手段变为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这也许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之处。
佛洛依德暴乱也好,普鲁德骚乱也罢,参与其中的人们(无论黑白)绝大多数是为了以打砸发泄欲望,顺带抢劫财物?真正要争取的黑人平权,只变成了干枯的口号和文字狱一样的政治正确,真到了街头上谁还管这个?为闹而闹,爽就完了。
所谓的“权利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都是虚的、假的、自以为是的。第二天太阳起来,照样有黑人被警察枪杀,一次性打光弹夹的那种,而且还不会有录像曝光。
别看黑人闹得凶,打砸抢烧斗天斗地,实际上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达到了盲从和偏信的程度。黑人被骗了,但他们很喜欢被骗的感觉——这叫“道路自信”。
怎么讲?美国黑人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解决平权问题的关键。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是迫使美国民主帮助黑人的动力,而不是颠覆美国国家政权,“解放全世界再解放自己”的革命斗争。要不然,BLM运动的组织者也不会与拜登会面,黑人也不会反复号召“为拜登投票”。
理论上说,社会运动的声势越大,越能让美国政客感到担忧,担心选票的丢失并妥协;同时,社会运动本身也可以召集大量选票,让响应呼声的政客乘势而起。
理论和现实毕竟有差别。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为所有玩家(选民)提供了选择权,却限制其选项——稳定的两党制民主。大选只能从两党推举的政治领袖(总统候选人)里选,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只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多寡之别。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为财阀利益服务的,只是略有侧重。党派借助资本的力量把持传媒,让普通百姓只能生活在被“加工”的信息中,用精心筛选的数字引导选民做出期望的选择。
任何政治新秀都要遵守这套规矩,任何政治诉求都要通过这套逻辑的研磨。
换言之,美国的民主是让被压迫者选择压迫者。对黑人而言,原先没得选,现在能从两个奴隶主中选择一个。选错了还能再来一次,总吊着胃口给人希望。正是这种“选择权的假象”,制造了一种别致的民主陷阱,怎么选、怎么闹、怎么拿选票施压,都不会使美国偏离既有的政治轨道。每一次选举都没有变数。
“假象”是自洽的。既然存在改变的可能性,但选举、弹劾等体制内部的自我调节、更新又没有得出黑人满意的结论,只能说明运气不好,或者没能有效动员群众,没能引起美国政客的反响,下次再努力。
但社会运动的声势多大才算大,政客多么担忧才能起变化?“民主”的美国并没有给出说法,于是黑人的暴力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迫近舆论的极限,政治正确一再让人谨言慎行,黑人集中精力试探着那条改变命运的红线。
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红线的高度。不跳出美国精心编织的民主逻辑,黑人就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枷锁是无形的,但美国黑人却顺从于这幅民主的枷锁,甚至希望让白人也戴上这幅枷锁,从而实现平权。
问题是,白人也深爱着这幅枷锁,选出了特朗普。黑人可以用社会运动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白人的沉默同样也能发声。一黑一白带着枷锁跳舞,牢房外的资本家嗑着瓜子看笑话。
就算选票发挥了作用,但政客有任期,政党要轮替。任期一结束,反对党上台政策肯定推到重来不连续。卸任的总统哪管洪水滔天?黑人有选票,白人就没有?黑人可以不满,白人也可以啊。何况,白人数量比黑人多。票数多就是王道——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美国的民主就是“多数爆政”。哪怕多一点儿,也要赢者通吃。
选票的作用不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把白人打垮、整死、批倒批臭,而是制度问题。黑人上街,展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雏形,但他们选出的政客,却一方面必须屈从于既有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也被动地成为黑人命运的保护者、裁决者。
美式民主本身就是精英政治的产物,只要进入这场游戏,民众就根本上失去了表达自身原本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的机会,他们的议题、诉求和倾向,反而是被灌输、赋予,最终被迫选择的。选票不仅不能反映民意,反而让人民的主体性让位于精英的专制性,人民的革命性让位于精英的妥协性。
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都无法解决种族歧视。黑人们也变得习得性无助起来,表面积极参与,实际是早就得过且过,沉溺于酒精、毒品,生活在犯罪中,放弃解决问题的希望——被迫“为闹而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在美国国家机器的干预下,他们看不到除了美式民主之外的,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制度。
继而,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逐渐降低,目前在40~50%左右,欧洲国家尚能达到80%。低投票率反而增加了美国大选的随意性,以至于时间和天气都会影响政党的成败——今天下雨、明天上班,本来就不想投票,那就不投吧。因此,支持特定党派的公司老板会在投票日为员工放带薪假,鼓励其投票。
定体问,定体问。竞选期间,拜登称: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存在“ 根深蒂固的体制性不公”——抗议的自由和以选票惩罚不称职官员,美国人自己都说没用。
美国不是法治国家吗?立法保障少数族裔权利不行吗?之前有不是没做过。对,之前的确做过,1964年民权法案直接禁止种族歧视,可现在黑人还在闹腾“不公”。作为海洋法系的国家,美国法律的制定是必定难产的一回事,解释、执行是另一回事,社会观念和潜规则的阻碍就更难以清除。
何况,这是用法律武器解决政治问题,但一般的操作经验是,任何法律问题最终都会政治化。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法官,实现政治对司法的干预。
相较之下,美国在第一时间拿起的法律武器,只能是“再乱就开枪”。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是这样,2013年的“黑命贵”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下,对重大事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维持稳定。
无解。怎么都无解。黑人不斗争,就是等死。一上街,必然会被污名化——暴徒、极左、恐怖分子、里通外国。不难理解:黑人为闹而闹爽了,但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正常生活的条件,槽点过多,白人必然会觉得恐惧和愤怒。
进而,黑人支持的民主党会大声疾呼平权,笼络相当一部分白人的共和党自然会煽动、扩大恐惧和愤怒,甚至针锋相对地号召右翼民众(白人至上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等)持枪上街维持秩序。哪天往国会一纵火,小胡子就能上台称元首了——现已加入法西斯豪华套餐。
话说回来,美国政党的拿手好戏就是反共+种族主义——政客在混乱中浑水摸鱼,抓住部分人的心理,以代表这些人的利益为幌子榨取政治胜利。
美国靠种族主义崛起,靠反共打赢冷战而登顶超极大国。二十年代处理罢工时,煽动不明就里的百姓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同时把矛头转移到华裔工人身上。如今处理黑人闹事,共和党直接声称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还挑拨白人与之对立。祖宗之法还真就没变过。
反共能牵制黑人运动的原因上文已经叙述。种族主义为什么也行呢?因为美国统治阶级强调人种区别,用肤色、信仰、性别和性取向区分人们的权益——即把社会竖着切,搞“身份政治”。按现在的话,叫做“鼓励社会多元”。
如此,分散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被统治阶级内部人为制造壁垒,迷惑群众,阻止团结。实际上将阶级矛盾弱化为种族对立,再将种族问题聚焦到个人恩怨。为了“多元”,不惜煽动群体对立,加深社会裂痕。其下场只能是削弱社会共识,直到仅剩下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即便是三个词,各个群体也只是原则上同意,具体理解和执行上大有差别。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黑人的斗争就离不开进退两难的困境,就会疏远大量民众,稀释自身的政治力量并被不可避免地污名化。
美国持续多年的反共运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左翼组织的残酷打击,七十年代对左翼思潮的压制,终于诞生了一朵反共之花,全社会上下对社会主义充满仇恨,甚至于纳粹混为一谈。种族主义也未曾因经济的发展而显著消退。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通过创造不平等以维系其存在的制度。因为它的核心是资本的逐利,而利润的来源是剥削,剥削就意味着有强者和弱者之分。
暴力本身是一种斗争手段,黑人想要展示力量,就必须把朋友做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又是共产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必须突破原先的种族叙事的壁垒,重塑无产阶级的视角,要让底层白人也看到,他们也是美国体制的牺牲品。敌人不是彼此,而是国会山里的政客,华尔街的资本家。
罗莎·卢森堡说:“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诚不欺我。
东方的太阳升起时,灯塔便毫无用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