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在知乎上，我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新时代的中国要做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为此，集体主义应该采取切实行动（而非思想宣教），更加侧重对个体的保护，而非以集体之名行私利之实，不能牺牲沉默多数，迁就“关键少数”。原因很简单：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权不断进步，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历史，人的丰富的个性终将（部分）消解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二者间的激烈碰撞，从2022年开始迸发，如今已是形势鲜明。我始终相信，蓬勃而自由的个性会反哺集体，而集体骄纵而成的“个性”只会增加离心力。“惠”也许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终究不是办法。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根源在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变化。1995~2015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工业化、城镇化浪潮，然而，当我们用三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时，三百年的教训和代价也会在下一个三十年集中爆发。经济发展可以缓和一切矛盾，而经济停滞就会让矛盾加剧并公开化。急剧的变化，让生存经验从农耕社会的百年不变变为信息时代的半年报销。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视角为信息茧房提供了天然壁垒，移动互联网为跨地域、跨民族的大串联提供了便利，其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特质成为了共鸣的放大器，共同导致传统的社会共识变得脆弱，集体在不断瓦解，公权力的威信受到挑战。

2000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正式将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写进法律。在培养大量优秀工人/工程师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与筛选式应试教育相结合，使得“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千家万户共同的精神偶像，成绩优秀几乎是对青少年唯一的评价标准和社会期待。再加上城镇化的快节奏生活、高人口流动、公共活动场所的缺失，使得青少年始终缺少同龄玩伴；即使能与父母朝夕相处，也很难将父母作为倾诉对象，否则大概率遭致打压和攻击。试想，一个经历完整基础/中等教育的儿童，过了十二年家门-校门两班倒的，准军事化管理的日子，从小不贪玩、不早恋、门门考高分，它长大后必然是一个缺少人情味、不会来事儿、轻视交流、斤斤计较的人。注意2000年的时间节点，95后恰好开始上小学。换言之，今日的共识瓦解、集体崩塌，某种程度上就是集体主义下成长的老辈子们一手促成的。

那么，原子化的青年人会怎么保护自己呢？它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相信规则，相信制度——相信规则的公平公正，相信制度会保护困境中的个体。一旦二者开始拉偏架，孤立无援的恐惧感就将形成强烈的共鸣，继而会发展成挫败感、愤怒感和无力感，在互联网的串联下形成了赛博空间中的想象共同体。它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集体不再是个人的庇护所，而是帮凶或干脆是压迫者，我该怎么办？

这种情绪和思考，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热点新闻。共情的对象，既可以是为爱跳河、人财两空的男人，也可以是惨遭霸凌、身受重伤的女人；既可以是受尽欺压而丢掉工作的博士生，也可以是穿梭风雨却收入微薄的外卖员。议题的符号，既可以是郑某人的胯下轮椅，也可以是黄某人的玻璃耳环；既可以是大导演的私聊录音，也可以是董小姐的博士论文。这重重声浪，并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群体，也没有鲜明的标签和特色，如大潮般汹汹而来，如巨浪般滚滚而去，找不到对象，找不到源头，堵不住悠悠众口，因为这是无意识的集体心理。在俄乌问题上吵得翻天的人们，在巴以冲突上唇枪舌剑的人们，在孙吧和红薯上彼此对喷的人们，在知乎和B站相互鄙视的人们，安卓与苹果、粉红与神神、皇汉与白左、牛马与天龙、入关学与工业党、自由派与保守派……终将在这些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团结起来，因为尽管江浙沪的独生女与山河省的好儿郎出路不同，但都有被试卷淹没的青春；尽管云贵川的务工者与京津冀的合同工各有苦衷，但都有原子化的现实人生。

欢迎来到“无意识共识”的新时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