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华洗尽，愿谈笑风生成为你我暗夜击掌的接头暗号
叶利钦是个只要能让自己多吃一口饭，不惜掀翻整张餐桌的人。他虽然开创了俄罗斯联邦，但他对俄罗斯民族的伤害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我们可以带入一下：从领土上说，俄罗斯丢掉了中亚，丢掉了波罗的海三国，甚至连白俄罗斯，乃至同文同种的“龙兴之地”乌克兰都丢了。须知，上述地方不仅从沙俄开始就是俄国领土，后两者更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和工业基地，且均有大量俄族人聚居。叶利钦此举，这相当于朝廷既没守住江苏、浙江，又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拱手让人，使得后人收回故土时不得不顶着侵略的恶名。这样的朝廷，这样的皇帝，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须知，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向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父皇帝”，历史书上至今还留着骂名。要是真有中国哪个皇帝干出跟叶利钦一样丢人现眼的事，朱祁镇的风评会反转，秦桧可被称为主战派，汪精卫可以甩掉第一汉奸的帽子，孙殿英都得把慈禧太后请回定东陵躺着。真别说，叶利钦还不如石敬瑭呢。石敬瑭好歹真的是儿皇帝，而叶利钦想当儿皇帝而不得。‌从经济上说，如果中国被越南全面超越，全国34个省的GDP总和比不过越南一个广宁省，国内商品几乎都是越南制造，我们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咱们啥心情，苏联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就是啥心情。1990年，俄国GDP是中国的两倍，1998年不足中国的1/3；1987年，一美元兑换0.6卢布，1995年一美元兑换4500卢布；独立后，俄罗斯工业产值暴跌50%，物价却在两年内升高244倍（1992-1994）。须知，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工业产值也仅下降23%。叶利钦使俄国从具有完全自主工业体系的国家变成只能靠出售自然资源混日子的武装加油站。与此同时，叶利钦与大批寡头（如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勾结，侵吞、变卖国有资产，为自己和家人、亲信、党羽积累巨额财富，可谓蓄意损公肥私，纵容甚至支持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当时，叶利钦的伊尔96-300型总统专机十分奢华，被称为“飞行宫殿”，仅瑞士进口的机舱设备就价值3000万美元，足以支付国内半数被拖欠的工人工资和养老金。苏联干部的别墅变成叶利钦的个人私产，苏联时期的混乱、低效、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亚夫林斯基称：“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苏共垮台后只是改换门庭，就像蛇蜕皮。”从民生上说，叶利钦更是功勋卓著。俄罗斯公共福利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和老人养老金长期拖欠且最低标准一再下降。1991-1998年，俄罗斯基尼系数从0.26上升至0.49，1999年俄国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37美元/月）以下，失业人口多达870万。原先，俄罗斯女性在苏联的残酷迫害下，只能从事教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如今她们可以在妓女、二奶和代孕中间自由选择，而且最早12岁就可以出卖身体，不必忍受读书之苦。纺织女工能当政治局委员、航天员，女大学生成战场狙神的苦日子一去不返，叶利钦让一根列巴换一个女大学生。在叶利钦的仁政之下，俄国的犯罪率、酗酒率、吸毒率、艾滋病率、心血管疾病率、结核病率等骤增，自杀率从1992年的十万分之31增加到1996年的十万分之39.4，2000年时俄国谋杀率高达每十万分之28.2。1993年，全俄各地银行发生780起纵火爆炸案，造成120名银行雇员死亡，其中包括15名银行主管。1994年，俄国大城市中有70-80%的私有银行和企业不得不向黑社会缴纳10-20%的收入作为保护费。80年代中期，残暴的苏联年死亡人数高达160万，而1994年的民主的俄罗斯每年死亡人数下降到230万；1990年俄罗斯人口增长率仅为1.0%，1992年起俄国人口大增，最高每年增加负100万人。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从64岁负增长到58岁，女性平均寿命从74岁逆升高至71岁。可以说，叶利钦成功地让所有人在无政府主义的乱世中平等地死去。为期三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的累计死亡数，在叶利钦手下不到两年半就达成了。从军事上说，叶利钦时期俄军规模至少萎缩30%，海、空军长期无法补充新装备，陆军连像样的战斗值班部队都没有，军事基地因欠费被私营电厂拉闸断电。大批俄军士兵没有工资和配给口粮，沦为高级军官的包身工，甚至被卖到车臣当奴隶。军队倒卖油料、武器的邪风蔓延全俄，西方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苏联最先进的武器。俄军将领却个个肥头大耳，靠假冒合同骗得大笔公款，恣意挥霍。1994年，叶利钦在驻德俄军撤离仪式上冲入军乐团，醉醺醺地拿着指挥棒胡乱比划，俄军最后一丝颜面碎了一地。从政治上说，叶利钦不是在治理俄国，而是在统治俄国。他竭尽手段增强自己的权力，遭致空前反对。1991-1999年，叶利钦执政的八年中，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峙7次（包括炮打白宫的“十月事件”），政府更迭6次，议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7次，非正常状态下的政府人事改组13次。1993年12月，俄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叶利钦动辄否决议会决议、改组政府、甚至屡次威胁解散议会。1996年大选，克林顿派出索罗斯资助的专家团队指导叶利钦竞选，并通过IMF提供38亿美元贿赂选民。同时，叶利钦要求各地政府确保高投票率，串联金融寡头（掌握70%的电视媒体）全天候播放叶利钦正面新闻、塑造亲民形象，不惜伪造“秘密会议既要”攻击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使得叶利钦成功连任。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期，大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担任俄罗斯国家顾问甚至政府官员，指导叶利钦如何统治国家（2021年12月10日，普京在俄公民社会与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前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甚至表示，叶利钦曾派国家安全官员和部长们前往美国，以便美国人审查“叶利钦集团领导俄罗斯的工作成果”。怎么样，想不想活吃了叶利钦？叶利钦的一生，搞共产主义他反苏反共背叛革命，搞资本主义他炮打白宫践踏民主。他就是这样一个让苏共遗老、御用反对派、寡头、希拉维克（强力派）、议会中立派、高尔察克、马赫诺派、皇俄分子统统不满意，让共产党、共和党和联盟党等左中右各党派搁置争议组成全俄罗斯救国联盟阵线的人。除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叶利钦谁都对不起。毕竟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走时，金太宗完颜晟都不一定笑得开心，叶利钦却能让克林顿在记者面前放声大笑。把叶利钦描述为“俄国国父”，就跟“赵构是南宋国父”，“司马睿是东晋国父”，“朱由崧是南明国父”一样离谱。因此，叶利钦只能算俄罗斯的生物爹，或是一颗早产且害死生母的传奇魔丸。当时，叶利钦为了得到权力，强行将俄罗斯从苏联中脱离并亲自鼓动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行为，甚至让撒切尔夫人都看不懂。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不足一个月时，她在《我们是如何瓦解苏联的》的演讲中说：“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多喝点伏特加，能不能让自己的肝脏从身体中独立？叶利钦还真敢干，而且是对自己的祖国痛下毒手。如果非要说叶利钦做了什么好事，只能说苏联70年没能证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叶利钦不到八年就证明得一清二楚。叶利钦，这个酒精考验的特权阶级战士，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家，没能淹死在酒缸里，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邓公的故事不好直说。我从基本同时期的苏光宗安德罗波夫说起。彼时的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概括地说：对外输出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走不通了，必须通过改革转型。这里的“走不通”，既指输出革命的投入/产出严重失衡，在对美斗争中处于劣势；也指国内的糟糕的经济形势和凋敝的民生已不再支持既有“革命叙事”的推动。既然大家都知道要改，怎么改，往哪改，未来的道路是怎样的？中苏两国的两个领导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安德罗波夫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它知道苏联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执着于“让事情变成它本来的样子”，但“本来的样子”也是错的，回归过去不能解决当下的系统性危机。与互联网上对安氏的无限推崇不同，我反倒觉得，安氏与戈尔巴乔夫一样，都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人。因为安氏与戈氏都是熟练的技术官僚，负责一个国家部门的具体工作尚可堪用，但在政治层面的一切智慧仅限于“斗争”。只不过安氏比戈氏更高明一些，至少知道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如果说戈氏是农业专家，好歹与经济沾点边的话，安氏作为克格勃主席则对经济一窍不通，直到上台后请专家给自己授课才对经济有了点基本认识；如果说戈氏对西方制度存在迷信，安氏在意识形态上甚至没搞懂什么是共产主义。1983年，身为苏共总书记的安氏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问题》中称：“坦率地说，我们至今尚未充分认清我们生活和劳动的这个社会，没有充分揭示它的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一时语惊四座。如果说戈氏对西方国家存在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安氏在外交上更是下了一步奇臭无比的棋。1979年10月，安氏向勃列日涅夫提交备忘录，认为阿明政府正在转向美国，会直接威胁苏联南部安全，主张采取“果断行动”。在数次政治局会议上，安氏与乌斯季诺夫（防长）、葛罗米柯（外长）一同主张以军事手段实现阿富汗政权更迭。安氏一再表示，如果苏联不加干预，美国将以阿富汗为跳板，在中亚引发连锁反应，故必须阻止。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苏联在阿富汗上演了一出为期十年的“越南战争”，让苏联的困境加速爆发、急剧恶化。我认为，安氏与戈氏一样，不过是苏联僵化体制下必然诞生的平庸官僚，只不过安氏头脑中斯大林式的思想钢印更鲜明一些。不仅是安氏，总理柯西金、“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等都是堂堂正正的清官，前者被西方称为“穿灰色西装的实干家”，后者只穿旧衣旧鞋，出差自掏餐费，甚至连公车都不舍得用。可他们都是僵化的斯大林体制的产物，用个体的自我陶醉式的自律，让苏联体制化、塌方式腐败合理化。柯西金在卫国战争期间负责后勤物资运输，对战时经济了解甚深，但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只敢说“完善计划经济”，始终不敢触怒保守派。这样的人却是任期最长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家总理，1964-1980=16年）。苏斯洛夫绰号“思想刽子手”，不容许任何多元声音，更拒绝接受新思想，总是绝对可靠地执行保守的教条。苏斯洛夫以“个人主义泛滥，否定集体主义英雄”、“颓废唯美，脱离社会主义现实”、“语言异化，否定革命理想”等理由，亲自批示封禁一批图书，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许多文人遭审查与打压。而这样的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长达36年（1948-1982）。因而，以彼时苏联的体制，已不可能诞生再造社稷的救星。即使让安氏继续执政三五年，苏联也注定输掉冷战。不得不说，安氏善于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比如情报斗争（领导克格勃成为凌驾于苏联党、政、军的，覆盖全球的超级实体，全面监控西方社会）和权力斗争（上台前斗倒内务部长索科洛夫、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结盟以获选总书记、上台后撤换90余名腐败或渎职的高级干部、提拔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等“改革派”）。而一连串的胜利更加强化了他“斗争”式的执政方式。斗争入脑的安氏总是把复杂的议题简化为具体的、二元化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治理国家需要靠发展、靠建设，领导集体要搞好团结集中力量，精妙设计统筹全局。枪毙几个贪污分子容易，建立一套高效运行的反腐败机制很难；查处几个经济弊案容易，建立一个不依靠领导人威信而稳定运行的行政体制很难。如果说苏联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它需要一个结构工程师加强承重梁，而安氏却是拆迁队的包工头，契尔年科 戈氏是爆破队的队长，叶利钦则开着坦克连发数炮。以斗争治国，后患无穷。战术上十分勤奋，而战略上过于懒惰。关键的全盘布局一筹莫展，具体的小问题上累死累活。安氏对待所有问题似乎只有一招：“抓人”，甚至闹出过不少笑话。安氏15个月的执政期内，先后提拔切布里科夫、克留奇科夫、普列汉诺夫等前克格勃高级官员为政治局委员，而政治局委员一共才13人，比例超过斯大林时期，俨然“克格勃治国”。面对腐败问题，安德罗波夫不惜调用克格勃力量，用紧密的间谍工具收集证据，撤职70余名部级及以上官员‌，‌开除42万苏共党员。但是安氏的反腐是运动式治理，继任者契尔年科叫停反腐并重新启用被撤职的腐败官员。面对工人怠工、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安氏于1983年发起全国性的“反寄生虫运动”。为以抓捕旷工工人、“打击懒汉”，警察和纠察队会突然中止电影放映，检查观众证件；百货商店和市场的长期逗留者会被怀疑以购物之名逃避劳动，遭执法人员重点盘查；公园和大街上无明确去向的人会被盘问，骑自行车的人会被随机拦截检查证件；教堂和澡堂也会被突击检查。有个苏联笑话：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你在电影院看《列宁在1918》，警察闯进来问“你为什么不上班”，你说“我在学习革命历史”。面对社会舆论不满，安氏指示克格勃第五局（意识形态保卫局/反思想破坏局）严密监控文艺界人士、学生、宗教人士、收听西方广播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一旦被克格勃认定为“思想颠覆分子”，无须司法审判，即被强行扭送精神病院，诊断为“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此病是苏联精神病学泰斗斯涅日涅夫斯基发明的，症状是“对现实不满、幻想社会改革、推崇西方思想”。除非在自白书中承认“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可能获释，如不签署则强制“治疗”即大量注射神经抑制药物、电击疗法、针刺疗法等虐待。1969年，安氏向苏共中央建议组建“精神病监狱医院的网络”，以保卫“苏维埃政府和社会主义秩序”。1988年行动终止，克格勃下属16所精神病院，80万“病人”一次性“康复出院”。有评论说，安德罗波夫“像在一艘快沉的轮船上疯狂擦甲板”。十分准确。等到船沉了，纪念碑上只有四个字：甲板锃亮！与安德罗波夫相比，邓公就高明太多了。祂从无到有地构想了一个从未出现也从未接触过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大胆、坚决地实现了它。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丰富，过程之顺利，让人忽略了这一转变的困难性和必要性。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并非中共首次提出，但中共是第一个实现且成果最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兰格模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兼容市场机制，形成“市场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用中央指令的计划经济否定了市场机制；赫鲁晓夫改革被批评为“资产阶级邪说”；柯西金改革被官僚抵制，彼时主流理论认为市场时执行计划的工具，不能拥有自发调节的功能；勃列日涅夫时期市场社会主义遭严厉批判（1968），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被苏联视为“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漫长的苏联历史上，“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落地，也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2月23日，央视披露航天科研人员赵学军于2009年出国留学后被策反，大量搜集我国航天领域核心要害情报并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2019年6月，国家安全机关对赵采取强制措施。2022年，赵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间谍的话题偶尔出现在我家餐桌上。我父亲是个很谨慎的人，一再告诫我，你已经读到博士，要防火、防盗、防电、防毒、防爆、防策反。看着家父日益闪亮的后脑勺，像个念错经的和尚：我一个化学博士，既不涉及核心机密，也不在军工、航天工作，谁会策反我？策反又有何用？这个时候，我妈就会立刻跳起来大叫：我儿子这么帅，万一老美派美女勾引你怎么办，你染了性病怎么办？妈妈怎么见人？谁会嫁给你？你姥姥还想看重外孙……我无话可说，这已经超出了理性讨论、平等对话的范畴。帽子越扣越大、调子越起越高，干脆不交流。一些人对间谍的幻想似乎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胜利转进”台岛的军统女特务。一个兼具桃色荡妇和刺激情节的模糊形象，在不可言说的政治高压下烩成一锅味道独特的陈酿。从接触特务、阳奉阴违，到顶住腐蚀、顺藤摸瓜，最终建立奇功、光宗耀祖。下到黑暗森林，上到执剑威慑，牛头人情节都想好了，您猜怎么着？女特务根本没影，气不气？牢蒋真是坏透了。其实，间谍无孔不入与普通人遇不到间谍，并不矛盾。特务机构的设立目的就是搜集对国家发展和境内外利益有巨大价值的信息。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特质与人种构成等方面均表现出与西方的异质性，再加上预料之外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必然是西方久经战阵的情报机构的重要渗透目标。所以，西方情报机构必然有专业团队研究中国人思维、心理，从而找准痛点、对症下药，利用我驻外人员的焦虑和压力，精准策反。所以对待赵学军，随口骂一句“狗间谍”毫无意义。我们应该看清此案背后缜密而精心的套路，以及境外特务机关对人性弱点与制度漏洞的准确把握。与商人对贪官的围猎一样，境外特务机构并没有一上来对赵学军表明身份，开价码、换情报，而是由“中国老乡”出面，帮赵学军安顿住处、吃饭休闲、谈天说地，吐槽科研内卷、房价高涨、职场危机、家庭压力等。这不仅缓解初到国外的不适应感，还营造了相见恨晚、知音难遇的错觉，赵自然会倍加感激、信任。等到关系熟络，境外情报人员会先从查阅文献开始，慢慢过渡到撰写行业报告，每一件都是不涉密的小忙，但每一次都馈以重金。等到赵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将涉密文件交给对方，而每一笔酬金都是把柄，不得不就范。即使闪烁其词、糊弄应付，对方也会凶相毕露，不惜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反复逼问。我认为，赵学军事件可以给我们如下警示：首先，特定行业、特定机构的研究人员，尚未踏出国门就可能在第一时间被境外情报机构锁定为重点策反对象。这在技术上并不难，从公开资料或出境申请中就能推测而来。因而，上述人员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时刻提高警惕。其次，境外情报机构的招数，本质是把背叛国家、违反法律的高风险行为，拆分为数个低风险、高回报的小事件：利用人生地不熟，把间谍与线人见面包装为“天涯沦落人”的深切共情；利用感激乃至侥幸，把窃取机密文件包装成朋友之间帮个小忙。总之，与刻板印象中的美人投怀、高官厚禄不同，现实世界的策反突破口只是一顿饭，甚至十几句同病相怜的吐槽。只需一顿饭钱和几万美金的好处费，境外情报机关就能获得中国占据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内机密情报，从而使西方获得数千万、数亿美元的收益，何乐而不为？这是影响两国战略平衡的大事，不可不防。其三，为什么总有一批身处涉密岗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蝇头小利”而出卖机密？因为科研人员的工资与付出无法匹配，而一些身处领导岗位的人总希望“技术岗”坚守清贫。仿佛拥有“无私奉献”的精神buff之后，面包和牛奶就会自动蹦到餐桌上来，房贷和车贷就会自动清零，父母就会立刻百病全消，妻儿就能永远乐业安居。然而，神圣的道德光环虽不能果腹，却能活活压死人。我们生活在唯物的、客观的世界，对待科研人员就不能用唯心的、主观的精神奖励。人可以为国家保守秘密，可以为组织隐姓埋名，请问国家和组织又能为人才做些什么呢？例如，一个体面的待遇，一份丰厚的薪水？赵学军之流固然咎由自取，舆论也总是怒斥叛徒没有骨气，可又是谁在最开始就剥光了他与职业风险相匹配的生活尊严？一切高尚的精神不是靠说教而来，而是用惠及群众的发展成果换来。人人都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才会自发地维护国家、热爱国家。过去四十年的有目共睹的发展成果，不能掩盖现实出现的种种问题。即使是革命年代，工农红军都能按时发饷，待遇比国民党军更丰厚。最坚固的爱国阵线，从来不是靠精神鼓励和空喊口号建立。极致的集体主义，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不搞道德绑架、不随意割舍个体利益的集体，才能获得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并不矛盾，最广大人民有尊严地活着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崛起的大国。我们应该比美国做得好，我们也一定会比美国做得更好。祂曾经带领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如今我们又要推翻住房、教育、医疗的三座大山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内部的再分配问题，猛于美帝国也。
假如，你家二哥创业成功，吞并了长期垄断市场的前公司，新公司顺利上市，各路资本大佬纷纷跟投，行情一路看涨。可惜你二哥身体不好。临终前，你二哥想把公司交给他的儿子，但他年纪太小。一方面，各位股东不服气，董事会中另外三个兄弟（老三、老五、老八）想要密谋夺权、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前公司势力未消，仅是前董事长下台，遗老遗少仍然占据着各子公司，在前董事长儿子的带领下蠢蠢欲动；甚至不惜放下世仇，勾结外国资本。请问，身为老四的你该怎么做才能功成、名遂、身退？这样的情形，中国历史出现过无数次。准噶尔的绰罗斯·噶尔丹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它的哥哥僧格死于政变，两个侄子年幼。噶尔丹选择自己当大汗，抚养侄子长大，但最终侄子策妄阿拉布坦选择夺权后与清廷合力击杀叔叔。满清的多尔衮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哥哥皇太极离世后，他选择推举侄子福临即位，以皇父摄政王身份“定国开基，厥功最著”，但他骤死后被以谋逆大罪削爵。然而，有一个人做出了教科书般的回答。他虽然不是天子，但影响力比所有周天子加起来还要大；他虽然只是个“主理人”，但它被后世称为华夏文明的总设计师，是集“大德、大功、大言”于一身（贾谊）的圣人；他的文治如此突出，以至于让人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这个人叫姬旦，人们称他周公。首先，即使二哥（周武王姬发）再三邀请他出任董事长，姬旦坚决拒绝并让侄子继位（周成王姬诵），在侄子成年亲政之前，以总经理身份监管一切事务。为了不让父子恶斗、兄弟相残的惨剧重演，为天下太平，姬旦克制了自己的欲望，主动且决绝地放弃了亿万财富。姬旦洗头时多次中断握发，吃饭时多次吐出食物，只为及时接见贤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换得“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担任总经理满七年后，姬旦果断辞职，让董事长侄子接管公司（周公致政），自己返聘为董事会顾问。晚年遭奸臣诬陷，被侄子治罪，既不想反抗而破坏侄子的权威，也不想就擒而让侄子染上污名，姬旦选择南逃至楚，担下所有罪名；侄子幼时突发重病，姬旦向河神祈求以自己性命换侄子健康，而且对此终生守口如瓶，后来侄子发现金縢之中的祷辞，泪流满面，迎回周公。其次，姬旦以董事长的名义，亲自带队与密谋造反的前公司殷商集团董事长之子（武庚）、与之勾结的现公司董事会成员（三监）和境外资本（东夷十九国）展开斗争。前公司殷商集团董事长之子被判死刑（武庚），分公司总经理流放（奄国国君）；与之勾结的三位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一个被判死刑（老三管叔姬鲜），一个被逐出董事会（老五蔡叔姬度流放），一个被剥夺所有待遇（老八霍叔姬处贬为庶人）。负隅顽抗的殷商集团员工被强制迁居至成周分公司。他推行企业重组（二次分封），由核心骨干控制殷商集团的关键子公司和收服的境外资本，扩充了大周集团的商业版图（中国地理大扩张）：周公长子伯禽将东夷奄国改造为鲁国；第五子伯羿封于邢国，与燕国共同防御北方戎、狄；第四子伯龄封于蒋国，监视宋国殷商遗民。从此，这些动荡的不毛之地逐步变成日后华夏集团的企业文化核心区。连遥远的楚人集团也将自己的企业历史追溯到黄帝的后裔颛顼（帝高阳）。换言之，历时仅四年，姬旦便将董事会造反派、前公司殷商集团残余势力、境外资本等全部扫平且将后两者完全同化，史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再次，为了避免上述祸乱再度发生，姬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十分精巧、缜密的新制度：他推动宗法制、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将大周集团从松散的包工头协会（军事同盟）升级为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性王朝）。上述规则使得公司被董事会牢牢把握，管理更加高效。其中分公司总经理（诸侯）需要定期汇报工作（朝觐）、上缴营业利润（纳贡）、维持公司稳定（出兵）。最总要的是，他完全废弃了前公司的活人祭祀与鬼神崇拜，不再用恐怖、迷信、暴力、血腥管理公司，转而以更文明的礼乐制度。这一脱离宗教的道德体系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底层框架，将“孝”、“义”、“礼”等普世价值深深根植于公司全体成员心中，被后世传承千年，系统性地降低了华夏文明的熵值（减少内耗增加趋同性）。“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成为儒家“仁政”的原型，道德取代血统成为后世统治者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没有姬旦，大周集团就会二世而亡。没有姬旦，就没有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夫义妻贤，长惠幼顺。没有姬旦，中国的历代政治家族也会为维持血统纯正而反复乱伦、收继婚。更可贵的是，上述伟业都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均寿命不足30岁，境内野兽遍布，行政文书靠竹简和青铜铭文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此，许多殷商集的后人对姬旦心服口服，完全放弃了先祖的传统，把姬旦制定的礼乐当做终身追随的至高准则。其中有一位泓水分公司的主管，近乎迂腐地死守姬旦制定的管理规则，最终伤重不治而死（宋襄公），被后世耻笑。还有一位以“吾从周”为荣，为老年时未能梦见周公而无比遗憾（孔子）。有姬旦，实为华夏之幸。
收拾卫生，在储藏室找到了初中时候抄写《论语》的小册子。蓝色的墨水，肥胖的字迹，纸张因潮湿而发霉，散发着陈腐的异味。遥想那年高二，我选了理科却对难度增加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一再回避。四五月份的温润的风透过窗户，古籍映入眼帘，全身从肺腑舒张到毛孔，三节晚自习能看两节。优秀的学生早早开窍，高一开始把精力集中在理科，文科作业不写被抓住也无所谓。我竟然好意思笑话人家。现在来看，自己才是小丑。初中看孔孟，高中时看老子、尸子、曾子、墨子，尉缭子和《商君书》，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依然是在初中毕业的暑假，顶着酷热摘抄的《论语》。既然孔子要“复周礼”，那么更早的商礼是什么样的？商代极为迷信残忍且恐怖的活人祭祀，而且任何人，上到王室、贵族，下到百姓、乞丐，都可能成为人牲。甲骨文中涉及的人祀多达数十种，其中以“桑林”、“旌夏”最出名。前者是将活人如凌迟般解剖，众人欢歌起舞（《庄子》云“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可以想象一下庖丁解人）；后者是把活人的脑袋砍下用长矛挑着，用来接待外宾。春秋时期的宋国完整继承了商代的人祀，《左传》记载晋悼公到访宋国楚丘，欢迎仪式上的旌夏把晋公吓得退席，随后的桑林舞会上，晋公受惊而病倒（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左传》记载宋襄公直接用小国的国君做人祀（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其实除了宋国，孔子所在的鲁国也有人克复商礼，鲁昭公十年（孔子20岁），鲁国权臣季平子伐莒，在亳社以俘虏作为人牲献祭（始用人祭），鲁国旧臣臧武仲感叹道：用人肉献祭周公，周公下得去嘴吗（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相较之下，周礼还是太文明、太进步了。礼崩乐坏，相互攻伐的时代，孔子想让世道安定，但旧秩序商礼血腥残暴，也看不到什么有效的新秩序。他只能从繁琐的周礼中，找出一点儿堪用的东西。再以“君臣有义、长幼有序”为框架，加入一些“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新东西，防止社会秩序崩塌。进一步不行，那就退半步。同时，由于各诸侯国基本都搞不懂周礼，只有孔子所在的鲁国保留了全套礼乐制度，“为周室辅”，因而一旦周礼全面恢复，鲁国就有了特殊地位，孔子就有了释礼权。虽然周礼还保留着一定影响（如外交场合），但孔子很难做到“复礼”。首先，周王室衰微，无法为周礼有力背书；复礼之后，要还政于国君，架倥公室权力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等卿大夫）不会同意；其次，即使是鲁国贵族也不再熟悉周礼，而周礼之繁复使得学习需要耗费巨量精力，除了孔子一人再无专家。晏婴称孔子“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最后，即使学会了，解释权还在孔子手里。哪个强国会愿意被小国用大义名分压着？孔子唯一的机会是以尊周王室为名对外扩张，用丰厚的战争红利拉拢鲁国贵族，消除内部阻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面对孔子的政绩，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但遗憾的是，在战争窗口到来之前，孔子与三桓的矛盾先爆发，“堕三都”运动（拆毁费、郈、成等三桓封邑的城墙）失败后，孔子被排挤最终开始周游列国。孔子是中华文明的圣人，但圣人的思想也有其时代局限性。脱离了适用的时代，圣人就变成了枷锁。每一个伟人，包括孔子在内，都不希望变成香火供奉的“偶像”，也不希望自己的学说变成必须严格遵从的“经典”。可惜的是，每一个伟人都被后人奉为了偶像。孔子的后人们将儒家思想异化为与封建皇权深度绑定的儒教，将“父慈”、“兄友”、“夫义”、“君敬”拿掉，反复强调“子孝”、“弟恭”、“妻贤”、“臣忠”，为统治阶级去责任化，打造了维护等级秩序、压抑人性的工具，孔子被包装成封建礼教的精神图腾。打个比方：如果把孔子比作马克思，孟子就是列宁，荀子就是斯大林。程朱理学嘛，相当于波尔布特。至于满清政权，相当于把波尔布特请进文庙，让阿明、博卡萨与马西埃轮流上台。孔子很幸运。因为他的后人，最终砸烂了孔家店，把他救了出来。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学宫、拆孔庙、鞭笞孔子像、查禁孔孟“妖书”、焚毁孔子与门徒排位，甚至大量屠杀儒生：“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儒书）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以至于天下士绅震怒，倒向清廷。清廷也乐得将阶级、民族矛盾转化为文化“圣战”，甚至将“卫道救世”作为动员团练的重要旗号。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新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舆论场上大败旧知识分子。李大钊称礼教体系是“专制政治之根本”，但陈独秀也承认批判的是“被历代帝王神化的孔教”，而非“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儒家文化存在“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成分。毛泽东也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38年10月）。最后是“批林批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再加上被反动势力利用，对孔子的批判迅速扩大化、政治化，不再是客观的学术讨论。孔子被批评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其思想被视作与“法家”相对立的“反动”势力代表。三场批孔运动，从物理层面到精神层面，把孔子从万世师表打成过街老鼠，然后逐渐恢复本真——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获救的一刻，它的后人也摆脱了枷锁，走向了新生。我可以叫孔子至圣先师，也可以叫他孔老二，不必把两千年前的话语当做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然而，阿拉伯人不能开穆罕默德的玩笑，基督徒不能把耶和华说成“耶老大”，犹太人不能调侃摩西。孔子是孤独的，它已经走出了孔家店，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们，还困在清真寺和礼拜堂里。
春节杂感：“爱你老己”是东亚特色的求救信号
我不是梗小鬼，也不是鹦鹉学舌般苦练网络新词讨好年轻观众的老艺术家。但是“爱你老己”的确是一窥中国青年集体心理的好窗口。如果这个梗出现在2019年之前，还可以说是青年自爱意识的觉醒。但它出现于口罩开放之后的第三年，只能说它的含义更倾向于求救：在原子化社会的背景下，面对经济寒冬，青年人不堪重负，缺少来自家人的物质兜底、朋友的精神支持。不然为什么会把“舍得给自己花钱”和“努力自我拯救”拿出来玩梗？不就是身后空无一人，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吗？侧面证明，青年人的日子真的不好过：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报酬低，缺少有效的社交。《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相信接受完整基础教育的青年人初入社会真的会这么想，但当“老己”梗风靡网络，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孟子的版本答案已经落伍了。咱们都是中国人，都知道东亚儒家文明外儒内法的运行体制。自董仲舒尊崇儒术以来，使得商君“驭民五术”的短板被补齐。总的来说，包括日、韩、越南在内，东亚社会也只是在最近五十年才开始逐渐重视人权的发展。多数时候，乃至现在，东亚社会施行“快乐有罪，痛苦有赏”的调节机制，使得人被异化为“寡恩而感愧，没苦而硬吃”的工具，除了容忍和吃苦之外，甚至没有意识到还有反抗的选项；歌颂苦难者众多，感恩戴德者尤甚，独立思考者凤毛麟角。具体手段如下：其一，鼓励人们当人上人，使得人在“踩别人一头”中获得持续快感。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言外之意先不把自己当人，才能不把别人当人。人人唾骂上等人，只因为自己还不是上等人。其二，将人的正常需求妖魔化并以各种手段予以打击，甚至让人为此而内疚、羞耻。例如，不允许户外活动，侵占学生体育课；不允许充足睡眠，繁重课业、考试极致压缩休息时间；不允许抬头、转头、肩颈放松，否则会被“衡水式校规”处以重罚；不允许男女往来，否则会被冠以“早恋”罪名。要么说东亚驭民有术，常对违反规则的青年人采用通报批评、处分计档等“荣誉谋杀”。其三，美化苦难、歌颂苦难，将无意义的苦难神话为灵丹妙药，将苦难错误归因为当前不够努力或内外勾结阴谋，将解决手段寄托于一个“顺其自然”的虚幻未来。比如，教室有空调却不开，食堂有凳子却不坐，课间有时间却不让休息，国家有《劳动法》而不遵守等。须知苦难只会带来痛苦，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摆脱痛苦的方法。然而，很多人忽略了摆脱苦难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锥刺股头悬梁，只需要多睡一个小时；不需要打吊瓶做卷子，只需要回家休息几日；不需要热水袋捂肚子，只需要均衡膳食细嚼慢咽；不需要三过家门而不入，事业可以兼顾家庭。如此一来，人的心理如何不扭曲，人又如何不是牛马耗材？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凡是顺应人性的体制机制往往都有顽强的韧性（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依靠着参与者强大的牺牲精神和道德贞洁，反人性的体制机制虽然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长期运行依赖于持续完善制度建设和维持人才政治素质，否则会遇上麻烦。总的来说，制度是人来执行的，前一种机制下限高，后一种机制上限高。我们所处的东亚社会就是后一个版本。一旦年轻人发现，国家富强之后，身为劳动者的日子还没有变好；一旦人们发现能吃苦的人只会有吃不完的苦，而不用吃苦的人真的一点苦都不用吃，那么多年苦难就是一个天大的骗局和玩笑。既然革命时代消退，无力对抗体制，那么躺平之风也就不可避免。我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合法劳动，对自己好一点，大不了不参与这个苦难机制就是了。以史为鉴，日韩青年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中国青年人正在觉醒。我还觉得“老己”一词，颇有一种打游戏从第一视角切换成第三视角的感觉，我说不上这是否正常，但大概率是心理亚健康状态。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异化成毫无感情的机器，在物质生活基本丰富的大版本下，否认社交需求就是否认人的基本权利。当这种孤立无援而引发的亚健康状态具有普遍性，肉食者最好期待现实的引力会引发湮灭而不是超新星爆发。是否有必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丰富且有效的休息和待遇等切实手段，以建设心理健康的国家？不靠问卷调查美化数据，也不靠运动式治理打分评比，不靠吹捧造神自欺欺人，不靠鼓励吃苦傲慢无礼。
春节杂感：年轻人为什么不理解老一辈的“不容易”？
因为时代变化太大了。昨天写《央视春晚为何越来越难看》的时候，我提到代际矛盾也是原因之一：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也使得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之间出现了深邃的代沟，长辈的经验不再具有指导后生的价值，甚至娱乐手段、审美价值和用语措辞都有区别。这里我展开说下：60-80后父母吃得大多数苦，都与尊严和智力没关系。义务教育普遍铺开是90年代中期，此前的人莫说参加中高考，多数人连义务教育都没读全。改开后，他们迅速完成了农民到工人的转变，但从田间地头到流水线，工作性质依然是体力劳动。其中稍微好点的也许能自己做点生意，但大多数人即使凭借着积蓄也能在本世纪初乘着低房价的东风买套房子，然后躺平。至于体制内工作人员更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与社会变革保持距离，学校分配工作，单位分配住房。结婚之后能生1-2个孩子，老有所养没什么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的急遽变化缺少认识。举个例子：须知在上世纪80-90年代，最优秀的一批初中毕业生都去考师专，其次才会考高中。考上高中的放声大哭，考上师专的欢欣鼓舞。彼时，高中毕业生很难有大学上，考上专科也有含金量。这些情形与如今的教育形势完全倒挂。老一辈生活质量的“腾笼换鸟”，本质上是在上升的电梯里坐俯卧撑。依旧只买得起最差的席次，但车从绿皮车换成了高铁。得益于大环境的改善，社会机能的健全，与个人的努力关系不大。这样的人怎么好意思说是“过来人”？80年代错过经商倒卖，90年代错过炒股，00年代错过互联网，10年代错过房市末班车，20年代囤积居奇也没有他们的身影。既然长辈们光在一旁围观别人发财致富，靠抖音和快手积累“成功学”知识，既不认识专家学者、实习单位，也不了解特招、单招、提前批和行业前景，怎么有脸指点江山呢？说到这我倒是想提几句。很多老一辈人对人情社会自诩了解甚深，分析任何问题都归结于“有没有送礼”、“有没有请客吃饭”。教育自己孩子在学生时代要不苟言笑刻苦学习，步入社会立刻八面玲珑会来事儿。他们忽略了，即使是“来事儿”，也与做题一样需要耳濡目染的学习，不可能一夜之间自动掌握。你指望他长大自然就会，就等于拒绝承担身为父母、长辈的职责，把主动权交给别人而坐收渔利。何况，“会来事儿”只是人际交往的最表象，真正的人情是互利互惠的利益往来。想要解决子女的工作、待遇问题不是不行，对方（领导、经理、教授）需要的升职机会、生意项目、巨额投资、资源互换，你可否提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一点礼品才值几个钱，一杯酒算得了什么，你子女乃至你自己的一点薄面又算得什么？且不说人家一人年收入比是你全家年收入的四五倍，根本不缺这点东西，收了就有组织处分的风险，而且对方只会觉得你是个投机居奇、小聪明过头的人，想靠蝇头小利撬动大把财富，不仅不会办事，甚至反遭交恶，背负“心术不正”的恶名。这也说明了，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是适合年轻人生存的。并不是说这些地方没有人情世故，而是大城市人情世故的门槛很高，我们普通人够不到。因此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精神生活是足够公平、丰富和方便的。不至于像某些地区，窗口办事都要塞红包，出租车司机绕远、不打表，不给班主任送礼自己孩子就要遭到冷暴力的报复等——手握小权力的人会费尽心思地给群众制造麻烦以取乐，以此为要挟勒索钱财。然而，90后，95后和00后要想活着，就要吃智力和尊严的苦，体力上的苦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回顾一下我们的成长历程：小学开始上辅导班，小升初要考试才能跨学区录取到市里的优秀初中，最后一年开始月考；全市统一中考，市里的省重点中学云集全市各地的尖子生，从高二开始月考；高考与全省80万考生一同竞争考入大学；全年级480人争夺13个保研名额；研究生努力工作才能按时毕业并在推荐下读博；博士有年度考核、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层层把关层层筛人，大概率延期毕业。即使走入工作岗位，加班“福报”换来微薄薪水，是否对得起20年的寒窗苦读？扣掉房租水电话费，再扣掉拼好饭，能存几个子儿？刷题刷了半天，只是一份给未来老板的投名状：我能一天坚持十几小时念书做题，入职后996也能扛得住。老一辈人不理解房子要靠买，也不理解房子有多贵；不理解结婚为什么不是顺水推舟，养个孩子为什么不是多双筷子的事儿？为什么上学是一笔大开销，为什么育儿要耗费那么多精力？当年把孩子搁在田埂上晒一天，农忙回来要是活着就带回家，死了就再生一个，病了就随便喂个药片。现在不照样养大成人？不理解就算了，还要隔三差五打电话发牢骚，打着“关心你”的名头反复催促找工作、结婚、生子，把自己的焦虑情绪转移到本就不堪重负的年轻人身上，还要年轻人把你哄好，没准顺便再哭诉“家里缺钱”，你让年轻人怎么理解老一辈的“不容易”？
春节杂感：央视春晚为什么越来越难看？
央视春晚一度是被写入国外百科全书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传播学奇迹，小时候春晚语言类节目真是精彩连环，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吃着砂糖橘等赵本山的压轴表演，初一拜年、初五小年都要抢着看重播。近几年春节，我家甚至连电视都不开，因为一些节目看几秒就产生显著的不适和尴尬。这是为什么？春晚为什么越来越难看了？有人说脱离群众、假演假唱、刻板说教、繁杂混乱、镣铐跳舞、平替丰富等，我觉得都有道理。但今天我要谈两个问题：其一，春晚从来不是给观众欣赏的文化产品，而是向上汇报的精神文明工作成果；其二，中国社会日益缺少共识，集体主义大帐篷已经千疮百孔。在春晚诞生之初，中国刚刚向西方开放，意识形态受到以自由主义为首的境外思潮的强烈冲击，同属中国的香港、台湾的富裕发达给内地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乃至信仰崩塌。广播电视领域也在尝试变革，从纯粹的传声筒出发，逐步、适当地考虑、照顾观众的需求——对压抑的社会氛围的厌倦，期盼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从这个角度上说，春晚是成功的，主创团队思想开放，敢于大踏步地尝试。从1983年到1989年，春晚的出现极大地缓和了当时亟待放松、休息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抢占了文娱的一片蓝海，“稀缺性”使得春晚被赋予了特别的仪式感和情感寄托；从1990年到2009年，适逢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时代，社会矛盾被经济发展缓和，春晚也能诞生出优秀的、大尺度的节目，甚至能创造火遍大江南北的流行语。从意识到“人也要休息”，到认可“人也需要消费文娱产品”，春晚的发展就像一桌年夜饭，从“有好吃的”逐渐发展为“想吃啥好的可以选”。无非是多做两道菜，只要桌子够大，盘子够多，宴席也是能摆开的，坐在桌边都是客。注意到，春晚最发达、最鼎盛的前二十余年，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二十年间，人口流动程度不高，文化消费手段不够多元，移动互联网时代尚未到来，意识形态总体趋于保守，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都是春晚能够繁盛的关键前提。更别提上述阶段中，文化产业垄断官营，央视可以指令式地调用全国最优秀的文艺资源，轻易征服缺少艺术基础薄弱的广大观众。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说，在快乐还是奢侈品的贫瘠时代，喜剧小品被斥为“不正经”、邓丽君被批评为“靡靡之音”。不足三十年，文化产业基本私营化、工业化，创造力和嗅觉远甚于国家队；特别是自媒体引起的娱乐去中心化，使得快乐变成快消品，无处不在、无限供给，春晚的吸引力和权威性自然就大大下降。甚至连观众的注意力也被短视频切得稀碎，公式化的舞台创作又该如何吸引人放下手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春晚仍然是一份向上汇报的命题作文，只不过论文的中心论点与大众的精神需求比较契合。须知，即使是亮点频出的几届春晚，创作目的仍然是“提高群众审美情操”，快乐是要征求组织许可的，群众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很多节目直到上台前几分钟都有可能被毙掉，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未撤去。春晚来自官方，既要阳春白雪又不能曲高和寡，既要下里巴人又不能俗不可耐。要追求团结与和谐，要教育群众，要畅想未来，在正确之路上，我们过去赢了，未来也一定会赢。当考核指标与群众需求比较契合时，春晚尚能兼顾。随着社会流动的逐渐停滞，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两者开始出现显著分别，群众内部也出现了“各向异性”，春晚的割裂感就掩盖不住了。春节是（泛）汉族文化圈的最大公约数，是推行大一统民族认同的绝佳载体，自然也是最优先的政治任务。思想上的大共同体的塑造离不开经济基础，而基础不牢的情况下，大共同体削弱小共同体的行为日渐不可容忍。团结壬的经越来越难念，越念越难团结。从地域来看，“包饺子就是过年”其实是贴近北方的文化表达，而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却没有获得更强的政治话语权，在一些人眼中“包饺子”就是文化霸凌。春晚的确通过分会场的设置，试图实现“多元化”，但“分会场”必然服从于“主会场”，故只能浅尝辄止，片面的展示几场美景了事。从民族来看，少数民族也要团结的对象，但春晚的舞台上少民成了堆叠的文化符号，只能出现在歌舞节目中，甚至不能在语言类节目中充当笑点，否则就有挑拨矛盾的嫌疑（自1986年《羊肉串》之后绝迹）。为此，语言类节目只能在汉族角色之间展开，却反而强化了“地域黑”一样的刻板印象。从代际来看，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也使得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之间出现了深邃的代沟，长辈的经验不再具有指导后生的价值，甚至娱乐手段、审美价值和用语措辞都有区别。然而：讨好一些人就必然遭致另一些人的怒骂，讨好所有人，所有人都会不满意。所以，一场既有端庄、喜庆的主持和舞美，也有愚蠢且过时的网络烂梗；既有科技强国，也有催婚催孕的晚会，必然会使得年轻人尬到抠脚，也使得中老年眉头紧皱。多说一句：优秀的笑料根植于生活的土壤，而不是会议室的表格。先有严肃立意，再乱填笑话，最后强行拔高，得到的一定是既教育不了人，也让人笑不出来的玩意儿。这就揭开了一个春晚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为了代表最广大群众，不得不在大杂烩中搞蜻蜓点水式的脸谱化创作；而一旦这样创作，群众就很难相信这是在代表最广大群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内容与传播渠道更贴合年轻人的B站拜年祭、深耕本土文化的河南春晚的口碑都比央视春晚更好。既然共识难找，春晚只能守住底线。所谓底线也就是家本位、大团圆的“主旋律”，相较于现行文化无疑是极其保守的。主创团队开始逐渐回归对上负责的工作惯性和保守谨慎的创作思维，场面越来越大气、特效越来越逼真、分会场越来越华丽，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小心翼翼，对下层层严审方能不被上级追责。歌舞升平好过辛辣揭露，四平八稳换得皆大欢喜。观众可以不喜欢，但全程不能出错，否则就是“不尽心”，会遭致关键少数的不满意。因此，尽管魔术有托，歌靠假唱，小品笑点没有，泪点抠脚，尿点频出且年年吐槽却年年不改，但春晚依然保持较高的完成度，它成功地走完了所有流程，高调地宣示了纲领和方针，维持了团结与欢乐的表象，达成了教育与激励的双赢，贯彻了严肃与正确的原则。主创努力地做了，即使没有效果也怪不到主创头上。然而，安全与保守的同义词，就是坐立不安的无聊。
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血缘关系的总和。社会性动物的共同特点是，个体无法与自然界的风险对抗，团结可以增加存活几率。这种“团结”导致人之间产生了多种不同规模的组织形式：小到家庭、宗族，大到聚落、国家。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尚在，人类就会以有组织的形式生存，只不过不同的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盛衰兴亡。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组织形式会保存、发展，不适合的会被淘汰。注意，选拔标准是适合于否，不是强大与否。再强大的组织形式，不适应时代发展，也会被抛弃。何况，血缘关系并没有那么强大。例如：康熙和祖母布木布泰关系好得不得了，对生母佟佳氏就很冷淡；雍正与生母乌雅氏关系一般，与一母同胞亲弟老十四胤禵关系很差；雍正朝皇后乌拉那拉氏虽然膝下无子（弘晖早丧）但与四阿哥弘历的关系却没那么差；永琰生母魏佳氏去世早，但他与养母庆贵妃关系极好；道光帝将六弟奕䜣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奉若生母、孝养并封为康慈皇太后。可见，所谓“血浓于水”，本质上是长期利益往来积累而出的牢固关系，血缘只是个廉价的包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高度推进，中国社会开始广泛具备家庭原子化、生活便捷化、服务健全化等新特点。与原先慢节奏、低人口流动的熟人社会大不相同。过去社会服务功能不全，保障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不高，所以血缘建立的亲戚关系几乎是唯一可靠的抗风险手段。例如，在过去，家人突发疾病或考上大学，住院费、学费只能向亲人借；妯娌矛盾、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家族长辈可以出面协调；家里盖房、收麦、插秧，帮忙最卖力的无不是叔伯兄弟；但逢红白喜事，从账房到厨房哪没有姑姨姐嫂？过去的亲戚关系是一份超越情感纽带的君子协议：今天卖力帮他人，明日他人帮自己。在熟人社会中，谁敢违约坑害亲属，谁就失去信用而寸步难行。故人人离不开亲属关系，人人热衷于维护自己在亲属中的信誉。没有亲戚互助，个体很难持续创造显著价值、获得紧急救济。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亲戚关系的生态位被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有偿服务代替了，前者覆盖面广、有力兜底，后者选择面广、明码标价：有了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助学贷款和商业保险、水滴筹，治疗费、学费不可能毫无着落，何况几乎每一款APP都有借钱、月付功能；家庭矛盾，小找居委会调节，大则起诉离婚；盖房、收割可以聘工程队、租借农机；婚丧嫁娶商业化程度更甚，婚照、婚宴、婚礼、摄像一条龙。相较之下，亲戚的缺点就愈加显眼。相较之下，雇人做事先签合同，服务到位，不满意可以随时投诉维权，有平台规则和相关法律撑腰。亲戚遇事袖手旁观、做事偷工减料、有钱不借、欠钱不还，该去哪儿打差评？大概率吃个闷亏。因而，亲戚关系的淡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反应了基层权力的空白化、碎片化的情形被持续遏制。正如前文所言，亲戚关系始于血缘，维系于是长期利益往来。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赡养老人等），两家人自然要频繁往来，关系也自然亲近。没有利益却硬要维系的关系，则会在时间冲击下变成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一代人也许会负重前行，下一代人则会果断抛弃。对80后及更年长者来说，亲戚互助是一种苦难下的集体记忆，是匮乏中的权宜之计，更有一份不知从何算起的人情账亟待清偿，所以老一辈过节走亲戚、有事找亲戚，与其说是思维惯性，更像是拿着一张发黄的存折，在手机银行里苦苦寻觅却不知如何提款，殊不知账户早已注销。但对95后来说，我们成长于功能不断健全的社会中，生活范围不再局限于一条街道和一座城市，在全国各城市旅游、上学、打工、定居，除了过年基本不回老家。至于亲戚互相帮助的生活经验，既自幼缺少，也不需要、不认同。好容易与亲戚见一面，除了一句“小时候抱过你”之外，就是对工资高低、婚恋生子的轮番轰炸。这不是情感联络，这是伪装成关心的批判和对宝贵假期的可耻浪费。这也不是亲戚，而是一群傲慢无礼的陌生人。那么，何必千里迢迢来找骂？
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江湖骗子郭伟，居然在江苏某大学担任教授、博导和“首席科学家”整整两年才被发现，骗得科研经费和人才待遇累计百万。这则新闻的滑稽程度简直令人咋舌——博士挤破脑袋都未必进入的高校，一个高中学历的家伙却能用PS的简历做到。我一直以为科研界的问题是劣币驱逐良币，但形势却出乎意料地变成抽象行为艺术。身处高位的可能是水货，还可以是骗子。真正的骗子不是舌灿莲花、滔滔不绝，而是让被害人陷入自我欺骗。“人才引进”塑成“大而不能倒”的不败金身，体制内下到学院行政上到学校领导，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认为——几百万引进的人才还能有假？由此，骗子不必出手，自有各级领导为它辩经，自有各个部门为它编造连篇谎话。当郭某的声誉与学校直接挂钩，戳破金身就是质疑班子的决策，否认部门的工作，批评学校的方略，那么爱面子的“皇帝”将永远披着透明的新衣招摇过市。更惊人的是，堂堂公办学校，人事部门竟缺少最基本的背调能力，学术委员会无法组织专业、严格的面试，学院在整整两年期间无人发现其真实水平，要么是玩忽职守、滥竽充数，要么是饭袋酒囊、学风堪忧。机制的层层失能要比骗子的无耻更让人心疼。就拿项目审批来说，如今青基都如此难拿，郭伟是怎么拿到几百万经费的？只能说谁写本子比本子的质量更重要。这也许涉及拉帮结派和利益分赃的问题，我相信司法机关会给出答案，但管中窥豹，天下还有多少高学历的郭伟呢？郭伟事件说明，四大天坑（生物、化学、材料、环境）科研工作的门槛其实非常低，不仅实验操作仅需高中学历即可胜任，就连指导学生是如此。在科研产出上，智商和专业基础的重要性被严重高估，优质的平台、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同样是有机方法学，有的学校只能做红外和HPLC，核磁是昂贵且陌生的技术；有的学校只能由管理员上样、处理数据，一根氢谱要等两天，而且管理员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勤奋反而遭白眼；有的学校500－600M核磁自动上样，无须约机时全天开放，数据随时处理。再比如当有人为药品吸潮而苦恼时，有手套箱的课题组从来不觉得麻烦；有的课题组做无水无氧要公用油泵+单排管+自充氮气球，而有的课题组人手一台油泵+双排管+全屋氩气管道，迅速搭建Schlenk体系。可见优质的科研仪器平台可以省去多少不必要的麻烦。郭伟事件也暴露了一个现象：褪去层层包装，教授、研究员也不一定全是有识之士，人才引进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一线工作的人们从事的不再是客观唯物主义研究，而是主观唯心主义吹牛。结果不符合预期，就由跑腿干活者背锅。没有有效的指导，只有无尽的抱怨和负能量。所谓“上边千根线，下边一根针”，博士后、博士（乃至硕士）成为血汗工厂的廉价力工，而手不沾泥、遍身罗绮的人们，只会觉得大厦和蚕丝是货架上长出来、超市里定期刷新的玩意儿。牛马不跑是因为鞭子抽的不够快，跑得快就更要多抽几鞭。“俺寻思之力”成为赛博逗猫棒，只要你敢吹，就有人敢做、敢信。这样一看，某些导师的作用是什么呢？许愿，然后等着别人把愿望对现？如果博士纯靠自己也能毕业，是不是要撤销导师制度？这样学生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不用提心吊胆。换言之，只要能拉来经费，自有学生铺开摊子、产出成果，学者本人是否懂行、会不会搞科研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如果行政官僚化的风气再不扼杀，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大问题，即以逻辑思维退化为主要表现的去教育化（de-education）乃至去人性化（de-humanity）。笔者只能慨叹，幸好自己的导师很靠谱。不然我正在与科比打复活赛，被肘飞到萝莉岛看苦命鸳鸯。